中国应该考虑每年向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国家派遣学生、学者，按照国家经济走向世界的需要来研究对象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达成为中国大国崛起所需的知识储备，并借此形成一支庞大的专家队伍。

但是要记住两点：第一，这种下跌只是回归合理价值而已。第二，只有供求关系合理化了，中国股市才能逐渐地摆脱低水平重复，走上价值创造的正规。

市场派学者型官员郭树清出任证监会主席后，平均每四天推出一项新政策。而靠证监会发审委识别造假，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各级政府也是乱象的推波助澜者，屡屡通过税收优惠、补贴、重组，创造出股市众多的不死鸟（例如京东方）。中国股市发展至今已22载，而财务欺诈、内幕交易、权钱交易依然大行其道。虽然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证券发行制度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但其实换汤不换药，核准制不过是穿了个马甲的审批制而已。

（3）IPO审批制把上市融资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成为腐败的温床。但是IPO不审行不行最终被证明仅仅是一问而已。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原因。

但这种地域失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户籍制度等政策导致的结果。达成共识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强大。随着现在的经济活动向内地迁移、内地收入增长变得更快，这种差距正在部分地自我纠正。首先，政策扭曲扩大了地域差距。

因此，这项将上缴红利比例提高五个百分点的提议受到了欢迎，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上缴比例仍非常低。其结果是福利项目支出一直处于不足状态，仅相当于同等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约一半。

最后是官商勾结导致过度寻租。如果贫富差距是源于生产力的提高、企业家的风险承担以及形成持久增长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差距就是积极的。这类改革将通过扩大中国的进口而极大地影响全球宏观失衡问题的本质。鉴于方案缺少细节和明确目标，不清楚它是否会有效地解决对发展害处最大的贫富差距根源问题。

北京应对迟缓的属于后面一种贫富差距。） 进入专题： 贫富差距 。中国最近公布的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经酝酿数年之久。中国预算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二，欧盟的一半。

新的计划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标，要求官员们上报自己的收入和资产，但要治本，还需要采取更多有力措施。就连这些不多的红利很大程度上也被分配给其他企业用于投资，而不是归入预算用于社会服务。

有害的贫富差距则来自于那些终将阻碍发展进程的扭曲。这会导致各种不良行为，从明显的腐败案到利益冲突和靠关系产生的收益形成过度收入等灰色地带。

比如，将国有企业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归入预算，为面向家庭的社会服务提供资金，这将帮助提供平衡各地间这类计划的质量所需的资源。不过，与此同时，围绕劳动力迁移和红利政策的改革可能对消除不良贫富差距大有帮助。过去10年，由于中国国有企业有利的地位，其利润大幅增长，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国有企业上缴给政府的红利要少得多。辩论范围异常宽泛，涉及征收房产税的必要性、农业最低收购价以及政府在影响企业及劳动力回报方面的角色等。其次，政府预算未能提供获得社会服务的均等机会。在工业化过程中，中国自然而然地把重心放在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产业上。

高增长经济体往往会经历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城镇人均收入超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三倍，沿海地区收入超过内陆地区收入的两倍。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让大约6亿人脱贫，而同时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25上升到今天的0.47。预算作用有限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政府没能从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资源的国有企业手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有害贫富差距的第三个源头是党政机构、国有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国新领导层对于放开户籍制度有多认真，目前仍不明朗，但新方案已经表露了放开的意愿。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高速工业化的结果。因此，消除收入差距的有害源头不仅可以解决一个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还可以提供一个缓解中国与西方之间贸易紧张局势的途径。高层领导承认，这些问题会威胁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从最广义的层面上讲，要想解决中国不良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人们在法治的重要性问题上转变思维模式，而这种改变不太可能很快发生。

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不低，但跟美国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其他相对成功的亚洲经济体相当。加之以户口限制的取消，这可能使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几个百分点。

（本文作者黄育川(Yukon Huang)现为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但是就类型学分析，讲国企的弊病不是需要很敏锐的思想能够看得到的。

如果从我们国家的改革更深层次考虑，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尽管我们都不太讲，但是谁都知道，我们的改革是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的。所以，我这里要讲一句在2004年，国企改革争论以后，主要不是影响了上面的决策，我感觉当时的确是对老百姓有很大的不好的影响。

而且说实在的，揭露国企弊病是我们共产党走得最远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可以成为正反比关系的一个东西。而且，其实现在我们的国企，它之所以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好像不应该具有这样的优势，但是实际上又好像很有优势。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

尽管国企大比重和专职集权这两者之间，好像有因果关系，但是因果关系该怎么表述？我感觉是可以商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承担这些东西不就，其实正常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要求它承担这些东西，那很可能它就不可能有那么强的兼并能力，不可能有那么强的垄断能力，不可能有那么强的所谓的优势。

23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思想互动空间F：做大做强国企改革分论坛上称，49年前我们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是万恶之源，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现在有一些国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况，作为国企承担责任是应该的，国民根本不应该感恩，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问责。

但是那个时候共产党说是万恶之源，共产党那个时候对国企和民企的东西有一个说法，叫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就是国进民退。很可能这种因果关系，国家如果运用专制手段来与民争利，进行垄断，那就比较容易会提高国企占有的比重，比如说我用强制力量来搞化私为公，就没收老百姓的财产，很快就会把国企搞得很大，占的比重很高。